当我们理解公共政治的参与有其限制性，不该成为我们道德认同的来源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跨越党派之间的隔阂。
DANIEL K. WILLIAMS|
每个选举季节来临前，有些基督徒会提醒我们“耶稣不是共和党支持者或民主党支持者”。
但同样在每场选举来临前，其他基督徒则会跟我们说“投给支持堕胎的候选人是错的”或“基督徒应该只投给那些会为种族正义奋斗的候选人”。
由于选票背后的问题涵盖严肃的道德意义，涉及——人的生命、宗教自由、婚姻、经济、种族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医疗照顾——上帝肯定会在乎我们是如何投下这一票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基督徒无法在“投给谁”的问题上达到共识，即使是在与圣经教导有关的议题上。
一些基督徒自豪地戴着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共和党口号）帽子，摇著川普（或译: 特朗普）的旗子，在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来访他们的教会时为他们欢呼。这类行为背后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共和党是唯一会阻止堕胎法案，或捍卫保守派基督徒的权益，让他们能安全地根据基督信仰对性道德（sexual ethics）相关议题表达自己看法的政党。
其他基督徒则撰写社论，认为支持川普等同于放弃福音派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川普的行为和言论（其他共和党政治人物也有同感）与《圣经》中关于爱陌生人、关心穷人或将他人视为神的形象来相待的教导不相符。
那么，基督徒该如何与在政治上跟自己意见相左的其他基督徒相处？我们是否有办法在福音里找到共同点，同时对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是有可能的。但这种作法需要我们超越一种普遍存在于美国基督徒之间的错误想法：我们是否是个道德的人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所投下的政党）。
一项202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他们的孩子跟一个支持别的政党的人结婚，有38%的美国人会“很苦恼”。一个问卷参与者解释“这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了。这是严重的道德鸿沟。”这份问卷于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袭击、川普的第二次弹劾案，以及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违法法案）的裁决之前所进行——而这几个后来发生的事件都使各党派在道德议题上的分歧更加剧烈。
耶稣的追随者致力于反对罪恶及寻求公义，也因如此，若有人说“我们应该谨慎地将我们的政治选择视为决定我们是否道德的根本因素”则有悖常理。因为，正是因着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我们知道属世的政治本身的道德局限性。
我们确实应该利用政治来追求公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必须认知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的可错性。当我们和其他与我们做出不同政治选择的基督徒打交道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不要把自己的政治选择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换句话说，正如迈克尔·韦尔（Michael Wear）在《今日基督教》近期一篇文章所说，我们必须避免“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编按：两个意见相歧的群体不再关注思想上的优劣，将对方妖魔化及自我道德化，且充满厌恨情绪）。
理论上而言，若我们认知到三个关键原则时，我们就能跟与我们政治观点相反的基督徒维持良好的关系：
1. 两个主要的政党都反映了部分的基督教原则，但同时也都将这些原则与对圣经真理的扭曲解释混淆在一起。
由于美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受到了大量信奉圣经的基督徒的影响。目前，这两个政党都有曾被按牧过的基督徒党员在美国国会任职。这两个党的政纲都能反映出数十年来基督徒参与其中的痕迹。
民主党对贫困、种族正义、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的关注不仅得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黑人和西班牙裔新教徒及来自其他族裔的福音派的支持。
民主党的信念深深地被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所塑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开展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 ）正是由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派基督徒草拟。该党对公民权利的拥护及提倡从未远离对黑人教会的关心。
尽管民主党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与性及堕胎有关的议题上——与神学上正统的基督徒的立场大不相同，但该党对平等和多样性的支持确实植根于深受20世纪末自由派新教徒欢迎的基督教普世愿景。
同样地，共和党也深受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影响。共和党2016年发布的党纲里提及上帝多达15次，并支持宗教自由、保护未出生的婴儿及婚姻的重要性等原则。
共和党自美国内战前成立至今，一直是守护主流新教教派道德理念的堡垒。但在20世纪末，它也成为充满白人保守派基督徒的政党，这些人深受该政党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对堕胎、性及宗教议题中的保守立场所吸引。
因此，该党的一些党纲声明似乎是直接取自保守派基督徒学者的作品。例如，有条纲领宣称，“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在身体和情感上更健康，更可能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不太可能使用毒品和酒精、参与犯罪或婚外怀孕。”
但是，若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由基督教原则所塑造，他们同时也都扭曲了基督教的真理，意思就是，狂热的党派信徒极有可能将异端教导与基督教教义混淆。
例如，民主党对多元化和平等的强烈支持，导致该党对堕胎权、同性婚姻和其他LGBTQ权利的强烈肯定，这与历史上的基督教正统观念不符合。
共和党在援引上帝之名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关于提升美国军事力量、美国特例主义（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枪支权，以及将有利于增长（而不是进步）的税收制度道德化⋯等，其他基督徒也对这些政策表示异议。
认识到每个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同时认可基督教原则及异端想法，应该能让基督徒有接纳支持不同政党的其他基督徒的能力。
身为一名美国基督徒，我知道我支持的政党有很大的缺陷，我也知道另一个政党包含一些基督教真理的元素。因此，我很高兴能见到其他基督徒去接触另一个政党，或者更好的是，去挑战这两个政党去更充分地反映公义的原则。
2. 基督徒政治分歧的主因往往来自于不同的策略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则。
即使我们为了一个跟道德原则有关的的政治问题争论，我们在道德上的坚持虽然很明确，但对于何项政策才能达到这个道德目地则无法那么确定。
例如，也许基督徒都同意堕胎是错的，但对于哪些政策最有可能拯救未出生的生命却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拯救未出生的婴儿意味着投票给那些会将堕胎订为非法的政治人物。另一派人则认为，拯救未出生的婴儿意味着投票给那些会制定扩大产妇健保政策及更好的产假政策的政治人物。
当我们意识到许多的分歧是来自于不同政策理念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地聆听那些跟我们有不同政策选择的基督徒，更好地意识到他们可能同样是正统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关注潜在的道德问题。
如果某方面来说，在堕胎议题上的辩论是如此，那其他任何与道德原则相关的政治辩论也同样如此。尊敬地善待移民、追求种族正义、在乎上帝的创造物（环境）、支持婚姻、减轻贫困和寻求和平的要求⋯等，都是基督教伦理中不可抹灭的原则。但是，对于如何将这些任务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信徒们之间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基督教神学启示我们能努力将一些上帝国度里的目标带入当代社会里，但我们同时需要查考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以找出如何能更好的实现这些目标。即便如此，我们所得出的答案可能更常是取决于我们自身成长文化的滤镜，这一点是我们所不愿承认的。
3.任何透过立法使社会变得更有道德的尝试都无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和不完整性，且可能产生混合的结果。
美国有哪个主要政党致力于解决离婚、赌博成瘾、婚姻不忠和酗酒等问题？哪个政党会做最多的努力来保护穷人不被预支薪水所生的利息剥削？有哪个党致力于消灭情色产业？
如果在这个选举季，你还没有看到任何涉及以上这些问题的政治广告，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党派政治中有道德选择性的最佳证明。这同时也是个迹象，表明政治无可避免会有的局限性。几代之前的美国基督徒在政治运动上对于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却没有取得多少持久性的成功。
因此，今天的政治人物们不会再过多地谈论这些议题——但当然，基督徒应该要关心政府是否与这些邪恶现象及其他形式的邪恶对抗。当我们越是拓宽自己的视野，了解如何在这个世界追求上帝的公义，我们就越不可能以政党政策这种非常有限和不完美的手段来作为我们衡量他人道德与否的标准。
将上帝国度的光带入我们的社会的任务比党派自身的议程要弘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该把上帝的国度与政党政治混为一谈。政治选择当然重要，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信实的基督徒来说，其中的意义更多的是智慧和策略上的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对于想要实践特定的目标而言，政党是个非常不完美但有效的工具，但一旦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道德认同感的来源时，它们就成了可怕的偶像。
在这个选举季节，让我们好好使用上帝赐予我们的选举工具，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接纳那些碰巧与我们做出不同政治选择的基督徒姐妹或弟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另一位基督徒可能跟我们有同样的道德关切，只是对于如何能实践这样的目标有不同的想法。
丹尼尔-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未出生婴儿的捍卫者》的作者。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代表本杂志的立场。
翻译: Yi-Ting Tsai